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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中國》(Chung Kuo - Cina)

導演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
編劇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安德烈·巴爾巴托
攝影 盧西亞諾·托沃利
片長 208分鐘
產地 義大利
語言 義大利語、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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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Chung Kuo, Cina)是義大利左派導演安東尼奧尼於1972年在中國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片長21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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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過程

安東尼奧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曾寫道:「我計劃關注人的關係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

攝製組最後在北京、林縣、蘇州、南京、上海這五個地方進行了拍攝。 由於攝製組行動受到極大的限制:關於經過路線,曾經和中國官員討論了整整三天,最終放棄原先從義大利帶來的長達近半年的計劃,在短短22天之內匆匆趕拍。影片難免帶上了旅遊者「獵奇」視角的特點。人們從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學校、工廠、幼兒園和公園,人們整齊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臉上洋溢著幸福、自信的笑容,兒童們天真爛漫,歌聲清脆嘹亮。紡織廠女工下班以後仍然不願離去,自覺地在工廠院子裡圍成小組,學習毛主席語錄,討論當前形勢。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過針灸麻醉、對一位產婦實施剖宮產手術的全過程,幾乎像科教片那樣詳細周到,從如何將長長的銀針插到產婦滾圓的肚皮開始,一直到拽出一個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長達20分鐘的雜技表演中結束了影片。因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導演的意圖無法完全實現,只能採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細節和人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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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的批判

1973年10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司下令查禁該片。影片作為1974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活動計劃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該城的威尼斯鳳凰劇院上映。得知消息後,中國的外交官抗議放映這部影片,義大利政府也盡一切可能製止這部影片放映,終於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當時審批拍攝的決策人是周恩來,江青正好藉《中國》批判周恩來,江青令《人民日報》刊發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開始批判《中國》。 

四人幫稱安東尼奧尼為「反華小丑」,「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持續將近一年時間的批判。其中僅1974年2、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200頁、收錄文章43篇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來自中國全國,很多人是安東尼奧尼拍攝過的地方的幹部和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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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奧尼把南京長江大橋拍得反過來。那時候南京長江大橋在中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象徵,而且當時中國不識西方頹廢派作品,故認定安東尼奧尼是在污衊社會主義中國,於是組織批判他。影片被指控全盤否定、抹殺中國建設成就,企圖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沒有兩樣:放著許多現代化大型企業不拍,專拍設備簡陋、手工操作的零亂鏡頭;放著製造萬噸輪的造船廠、遠洋輪不拍,進入他鏡頭的大貨船都是外國的,小木船都是中國的。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進行了醜化:把他們描繪成愚昧無知,與世隔絕,愁眉苦臉,無精打采,不講衛生,愛吃好喝,渾渾噩噩的人群。甚至還揭安東尼奧尼老底說,他在二戰時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權,在陸軍中任職。曾奉法西斯宣傳機關「政治片和戰爭片攝製處」命令,參與編寫吹捧墨索里尼空軍的影片《一個航空員的歸來》(Un pilota ritorna),得到賞識。批判還被延伸到對美蘇敵意宣傳的批判

當時曾經有兒歌寫作:
紅小兵,志氣高,
要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
學馬列,批林彪,
從小革命勁頭高。
紅領巾,胸前飄,
聽黨指示跟黨跑。
氣死安東尼奧尼,
五洲四海紅旗飄。 

安東尼奧尼說:「令我沮喪的是,當時中國某些官員對本片的評價過於苛刻,言辭有點激烈,竟然將我和孔夫子、貝多芬相比,我個人認為不可理解。我認為這部片子,與其說是一部紀錄片,不如說是周恩來認可的一部片子。很明顯,周恩來與江青之間存在著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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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

四人幫被打倒之後,1979年中國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 1980年代初中國文化部長向安東尼奧尼表示歉意,安東尼奧尼接受。 

2004年11月25日,「安東尼奧尼回顧展映」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給92歲的老人捎去了遲到的慰籍。看過當年被狠批的影片後,50歲左右觀眾感到隔膜、無奈,年輕觀眾則表示了認可,有評論稱該片「呈現出一個偉大的影像思想者對陌生領域的影像直覺,對陌生空間中的人的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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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革命導演”

安東尼奧尼不了解這個大國背後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東西。藝術家沒有國界,藝術家應該摒棄政治偏見,他只是不滿足於成為某種政治話語的傳聲筒,他也只是要呈現自己眼中的中國,並在歷史的縫隙中流露出一些真實的細節。

藉由《波河的人們》奠定新現實主義後起之秀地位的安東尼奧尼,早期無疑是“左”的。受到席捲歐美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到美國後拍攝了反映越戰時期學生革命運動的《扎布里斯基角》,以十足老憤青的姿態展現了駕機逃亡、荒野交歡和資本主義大樓爆炸等場景。正是這種“左”,使他獲得了被邀請到中國拍紀錄片的機會。然而,到了中國,這種“左”便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右”。

“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走,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中國文革時期的兒歌多半朗朗上口,為的是便於傳唱、擴大宣傳。身在大洋彼岸的安東尼奧尼,大概還不知道自己在中國已“臭名遠揚”,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過中國為批判他而出版的“專著”《中國人民不可辱——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估計這本書也只在中國流傳過。

但他卻知道自己因為一部紀錄片讓這個大國的領導人很是不滿,因為本是秉承著“政治任務”拍“命題作文”的他,卻要堅持呈現自己的所見所聞。他被指懷有“資本主義不良居心”,大概是因為他給底層人們長時間的面部特寫,卻不知道多給領導人幾個鏡頭;他不滿足於只拍攝粉飾出來的“太平盛世”,而總是不自覺地把鏡頭轉向一旁的真實面貌;他甚至還粗心地沒有事先透徹研究中國的意識形態鏡語方式,竟然把“南京長江大橋拍得反過來”,十足的一副“顛覆” 、反叛姿態……唯一合格的大概只有那個更為朗朗上口的主題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這首歌中透露出的澎湃紅色激情,還有無尚的崇拜,應該是某些人唯一想從這部紀錄片中取得的。這個“不知好歹”的安東尼奧尼,堅持的,竟然是藝術。

《中國》被當局以“反華”與“反共”為由進行批判,安東尼奧尼也成為了“國際反革命導演”。時過境遷,這位導演仍然惦記著這個“我尊重,然後熱愛”的國度。 “Andiamo,subito!”(“走吧,這就走!”)——當中國記者問到“您還想回中國嗎?”時,安東尼奧尼答道。然而,回到意大利後,安東尼奧尼再也沒有來過中國,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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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製作

這部名叫《中國》的紀錄片是安東尼奧尼應中國政府的邀請來中國拍攝,但因拍攝出來的影片不符合中國官方對內容的要求而受到全中國至上而下的批判。安東尼奧尼原來的計劃是在半年的時間裡進行拍攝,而中方只提供了在他們規定的路線上的22天的拍攝時間。因此,影片在很多時候仍然是外國人眼中的(同時也是中國官方所願意提供的)中國形象,大量事先安排的拍攝場景、環境和人物在中國人眼中很容易辨認。但正如安東尼奧在來中國之前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所說的:“我計劃關注人的關係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於是在大量的限制之外,安東尼奧尼的攝影機朝向了日常之間的縫隙,他以攝影機的目光對上他所感興趣的每一個中國人的目光,有時甚至是侵略性地“瞄準”直到對方躲開。攝影機並沒有試圖與拍攝對象建立某種關係,而以自覺地以外來者的身份袒露兩者之間的互為差異。安東尼奧尼用他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的影像直覺拍攝了這部他自己所稱的“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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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中國”

受邀來華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後的1971年5月,一個由當時外貿部長率領的意大利代表團訪華,緊跟著7月20日,意大利國家電視台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出公函,希望在中國拍攝一部紀錄片,並委託安東尼奧尼擔任導演。

1972年,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政府的邀請下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他自稱是“一個帶著攝影機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帶任何教育意義的紀錄片,在來北京前幾個月,安東尼奧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曾寫道:“我計劃關注人的關係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我意識到我的紀錄片將僅僅是一種眼光,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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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大批判

由紀錄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紀錄電影史上並不鮮見,這部被貝爾托魯齊認為是“真正描繪中國城鄉詩篇”的紀錄片《中國》也使得安東尼奧尼在當時的中國遭到了未曾預料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也是《中國人民不可侮》系列評論的第一篇。

至此對於安東尼奧尼的批判就如暴風驟雨般而來。批判安氏的活動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僅1974年2月和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200頁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來自全國各條戰線。

對於中國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屑一顧,而是偏重於捕捉日常生活場景,這可以說是當時國人批判安東尼奧尼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東尼奧尼要拍什麼'偏遠的農村'、'荒涼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計劃”,“在鏡頭的取捨和處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後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後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諸如此類。

作為“天生的悲觀主義者”,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世界確實是不完美的;作為西方現代電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視通過影片表達自己的個人體驗。但是由於當時中國對於西方紀錄電影觀念的極大差異,以及中國當時所處的特殊政治時段,使得這種個人體驗似的影像表達成為了被批判和被指責的對象,安東尼奧尼的名字甚至被編進了兒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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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國家也受到攻擊

1964年安東尼奧尼曾憑藉《紅色沙漠》在威尼斯電影節上一舉斬獲“金獅獎”。時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上,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鳳凰劇院上映,但消息傳出之後由於受到各方壓力影片最終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影片之前還加映了安東尼奧尼新片《職業:記者》的片段,出乎意料的是,正要進入影院的安東尼奧尼被突如其來的一大群觀眾包圍住了,面對這一切,安東尼奧尼有口難辯,不僅不被中國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國家也受到攻擊,並被指責“背叛了中國”。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學術觀摩在北京舉行。安東尼奧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兩人為《中國》與中國32年後的“重逢”寫來致辭:“這個等待很長,但應中國政府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給了他巨大的滿足,並想藉此機會再次向你們表達他的感情。他祝愿這部影片能盡快與全中國的觀眾見面。”
(記者:張悅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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